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思想觀念的開放，以“醫美”“微整形”等方式求美的人不斷增多，醫療美容行業瘋狂的擴張也使得行業亂象叢生。以北京市為例，600余家醫療美容機構近一半位于朝陽區。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發布了《醫療美容糾紛審判白皮書(2016年-2020年)》，披露了近5年受理的醫療美容糾紛案件。

容貌焦慮，更趨低齡

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鄭平林發現了一個新現象：近5年來，醫療美容引起的糾紛越來越多，而且申請調解的委托人年齡也越來越小。“有的年齡比我孩子都小。”鄭平林嘆了口氣。

2020年，18歲的何青(化名)想在上大學之前改變一下自己的容貌。過去，同班同學會因為何青眼睛小而給她起各種綽號。在臉上動刀需要多大勇氣?怎么才算美?這些問題開始并不在她的考慮范圍里。何青所能想到的就是先變成雙眼皮，這樣看起來眼睛會變大。

何青變美的渴望和急迫，最終換來父母的妥協和憐愛。在朋友的推薦下，何青來到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家醫療美容機構。“除了雙眼皮，你的鼻子應該再墊高一點，看起來更偏歐美風格。”在何青告知自己想做雙眼皮手術后，該機構的“咨詢師”端詳了一下何青的臉說道。“咨詢師”一邊解釋一邊給出手術方案。

何青雖然很心動，但手里只有一筆和家里商量好的手術款。看到何青有些猶豫，“咨詢師”為她指出了出路——小額貸款，也就是所謂的醫美貸。醫美機構與某些金融公司合作，求美者和醫美機構簽訂協議后，手術費用直接由金融公司支付給醫美機構，而求美者則背上貸款，定期返還給金融公司。“只需要提交姓名和性別就行，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都不用提供。”“咨詢師”告訴她。

錢的問題解決了，手術如期進行。但術后何青的鼻子一直處于紅腫的狀態，她還認為只是普通的發炎，而醫美機構檢查后的答復則是排異反應，需要將鼻假體取出。無奈之下，何青只能接受了醫美機構的建議，將鼻假體取出。但鼻子看起來有些歪。

何青為此找到了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鄭平林告訴記者，經過調解協商，最后該醫美機構賠償了何青2萬元，并增加后期修復的服務。“但貸款還是要還。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身為家長，我對這樣的事也十分氣憤。”鄭平林說。

在醫美消費日趨低齡化的同時，為醫美消費背上醫美貸的年輕女孩數量龐大，不理智的醫美消費現象正在蔓延。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發布的《醫療美容糾紛審判白皮書(2016年-2020年)》顯示，5年間審結的醫療美容糾紛案件中，涉訴美容就醫者主要是青年女性，其中年齡在18周歲以上不滿40周歲的有149件，占比為76.4%。這與艾瑞咨詢《2020年中國醫療美容行業洞察白皮書》中反映的用戶中81.2%為20歲～40歲的女性用戶數據基本契合。

競爭不止，野蠻生長

為什么非要去做醫美?有的人答案刺痛人的神經——“丑怕了”。有的人答案簡單直接——很劃算，美容后的收益遠大于所花費的錢額。“美貌比其他優點更容易決定一個人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與擇偶的潛力。”國外一位社會學家一語道破。

鄭平林告訴記者，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追問委托人去做醫美的原因。“其實無可厚非，在沒有長時間了解接觸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外貌。人在改善容貌之后，自信心會提升，求職、婚戀、社交等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

一些流量明星一味地想著以容貌博取更多流量，再用流量快速兌現財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負面影響。此外，傳播渠道的多元，放大了整形成功帶來的效果。

需求不斷刺激著醫美市場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已超越巴西，成為全球第二大醫療美容服務市場，占全球醫療美容服務市場13.5%的市場份額。艾瑞咨詢《2020年中國醫療美容行業洞察白皮書》分析指出，2019年中國醫美市場規模達到1769億元，中國醫美用戶約為1367.2萬人。

那有多少正規資質的機構和從業者?上述《白皮書》顯示，具備醫療美容資質的機構約13000家，而合法合規開展醫美項目的機構僅占行業的12%。此外，市場需求與人才缺口存在矛盾。2019年，中國醫療美容行業實際從業醫師數量為38343名，專科醫師缺口巨大。

“從整形、微整形到醫療美容，我這個年齡段的整形醫生正好經歷著醫療美容的發展歷程。”巫文云說。他1988年成為一名公立三甲醫院燒傷整形科醫生，1992年赴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外科醫院進修。“當時，國內整形美容行業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是修復畸形和功能性恢復，比如疤痕修復、燒傷植皮。那時候還沒有假體，如果想做個鼻子，要買一塊硅膠，先切成塊，然后雕刻成型。”巫文云介紹，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國內整形技術不斷發展，加上民營醫療機構市場擴大，尤其是2000年之后，激光技術、注射手段等醫美技術發展迅猛。巫文云也自己創業，成為北京一家醫療美容機構的業務院長。

有業內人士指出，雙眼皮、隆胸等原本公立醫院認為不入流的手術，反而成了新的效益增長引擎。同時，公立醫院看到了醫美市場，于是也在拓展相關業務。

與公立醫院相比，民營醫療美容機構沒有品牌積累，加上以營利為目的，需要開拓客源，為了更好地生存會選擇各種手段。

“即使在合法的醫美機構內，依然存在違規超范圍的手術操作。”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健康監督所所長李炬介紹，目前醫美機構開展手術的目錄仍然沿用的是2009年衛生部頒布的《醫療美容項目分級管理目錄》。根據手術難度和復雜程度，以及可能出現的醫療意外和風險大小，美容外科手術分為四級。相對應的，開展各級手術項目的場所也有嚴格的限制，比如需要配置急救室等。一些原本只能進行難度不高的一級、二級手術的診所或門診部會趨利，違規開展高級別手術。

《醫療美容糾紛審判白皮書(2016年-2020年)》指出，導致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是當前醫療美容機構多為民營機構，宣傳營銷是其獲取客戶來源的重要方式之一，為達到目的，部分醫療美容機構存在虛假宣傳。另外，部分醫療美容從業人員的法律意識和規范意識淡薄，不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及規范，在營利目的的驅使下，合規與風險在逐利與效率面前形同虛設。

美與不美，眾口不一

“隨著醫美行業的迅猛發展，醫療事故和醫療糾紛也逐漸增加。”巫文云說。

《醫療美容糾紛審判白皮書(2016年-2020年)》顯示，5年來，醫療美容民事糾紛呈微幅上升態勢。美容就醫者主張的損害后果主要有兩種：一是醫療美容未造成身體損傷，但因美容服務或效果不滿意導致心理不適;二是醫療美容造成身體器質性損害。在5年來審結的195件醫療美容糾紛案件中，第一類案件有113件，約占57.9%;第二類案件為82件，約占42.1%。“明顯存在醫療事故的案例，相對容易鑒定。但求美者對術后結果不滿的問題，調解起來確實棘手。”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張蘭珠坦言。

“美與不美，本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與個人的審美認知、愛好等因素有關，沒有科學標準來判定。”退休前，張蘭珠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而今，作為調解員的她更多的是充當醫患雙方的潤滑劑，情理法都要考慮在內，不斷消除醫患雙方結下的“疙瘩”。

“你看術前、術后的照片，肉眼所見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張蘭珠拿著兩張照片指給記者看。這是一名73歲的男性，一家媒體公司的老板，因為經常談生意，不想讓人覺得自己那么老，2019年到某醫學整形機構做切除眼瞼手術。術后，該男子自覺兩邊眼瞼不太對稱，而且有些閉合不嚴。負責手術的醫生答復是正常現象，建議按壓幾個月再看效果。但幾個月之后，效果并不明顯，于是該男子找到了北京醫調委進行協調。

張蘭珠接到這個案例后，按照調解流程，先收集醫患雙方的材料，遞交給醫調委專家組，由專家組給出評估意見。從醫調委專家組的評估意見看，醫生的整個手術過程中沒有不當和遺漏的情況發生，包括麻醉、手術、術后醫囑，不存在違反診療常規的行為。張蘭珠介紹，該男子相對理性，也聽從了專家的意見，接受了無責的評估意見。

“每個求美者都希望手術成功，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但求美者并沒有充分了解醫療美容的特殊性。”張蘭珠說，醫療美容的糾紛發生率遠較其他臨床科室高，其客觀原因在于其特殊性，手術成功的標準具有相對性。任何兩個美容者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對美也沒有統一標準，社會大眾、整形醫師和求美者三者的審美觀很難處于同一頻道。“此外，任何手術都有風險，不僅存在手術效果的不確定性，還可能出現損害和心理問題，所以求美者在術前一定要充分了解，慎重選擇。”張蘭珠表示。

醫美糾紛，源頭治理

醫美效果鑒定難，似乎成了共性問題。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2020年發布的《2015年—2019年醫療美容糾紛案件司法審判白皮書》也指出，醫療美容與傳統醫療活動最大的區別在于，醫療效果目前尚缺乏統一、細化的技術標準和規范。在實際情況中，就診者往往因為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或是因術后不良反應起訴。而醫美效果多是主觀評價，沒有客觀損害證據，難以從醫療損害責任角度評判醫方是否對就診者構成醫療損害。

有觀點認為，求美者因為對美的追求才進行醫療美容，如果醫療美容未達到其預期效果，勢必會影響美容就醫者的正常生活，因此應當將美容效果不理想作為認定損害后果的考量因素。

巫文云并不認同上述觀點。他表示，每個人對效果的理解不同，以雙眼皮為例，醫生不可能做到絕對對稱，即便用標尺測量出一樣的寬度，在縫合時提拉的松緊力度相同，但兩邊恢復程度也難以保持一致。再者，即使復刻出相同的鼻子，但放在原來的臉上也不一定合適。“實際上，醫療美容仍然是醫療行為，而醫療天生就具有局限性。求美者將醫療行為當成一種快消方式，認為花了錢就一定要達到想象中的樣子。糾紛由此而來。”巫文云說。

“過去，在醫院里出現糾紛，都由醫務科來解決。現在，自己出來開醫院，所有問題都需要自己解決，從咨詢到治療結束，全程都要把控。民營醫療機構更怕出現糾紛，影響聲譽。”巫文云從業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在面診求美者時，他都會站到1米之外，查看自然光打在求美者臉上的狀態，從而了解影響美觀的因素。為此，他至少要面診3次。“術前充分溝通，是減少糾紛很重要的措施。而目前，大部分醫美機構的溝通是以‘咨詢師’為主導，醫生成了手術匠，只在手術室見求美者一面，這樣能溝通好嗎?”

“其實，醫美機構更應該落實主體責任，從源頭避免糾紛的發生。”李炬說，一方面，要完善監管體系，形成聯合執法常態化機制。當前，醫療美容行業的監管主體多元，有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等，監管職責各自不同。因此，應當建立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常態聯絡機制，搭建信息對接平臺，減少監管盲區。另一方面，定期選擇典型案例曝光，促進醫療機構自覺守法，提升醫療美容服務質量和規范化。

“目前，醫療衛生行業組織眾多，在學術交流、創新技術推廣等方面積極作為，但引領行業自律的作用還有待發揮。”李炬坦言，醫療美容行業組織應當建立調解平臺，借助行業協會自身的專業優勢，對有爭議的醫美行為是否合法合規予以判斷，提出處理建議，推動涉醫療美容糾紛化解在源頭。此外，一些司法鑒定機構反映缺乏臨床技術規范指南，導致對部分醫療美容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等難以判斷。可通過行業協會推動地區醫療美容專家庫建立，協助出臺并細化行業標準。

“行業的快速擴張勢必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隨著監管力量的加強和行業的規范，亂象會像潮水般退去。”李炬對醫美行業的未來抱有樂觀期待。